[為了避免危機，中國的領導人必須立即采取行動來彌補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弱點，并改善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框架為了保持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他們必須繼續貫徹支持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和發展人力資本的結構改革，同時兼顧國有企業私有化和金融行業的市場化]

　　[基于人均GDP的比較，中國落后日本超過40年，落后韓國約20年。]

　　[我的研究表明中國的GDP增長率將在未來十年中下降至5%~6%，長期為3%~4%。]

　　隨著“追趕效應”的弱化，中國將不得不面對經濟增長放緩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后果。如能吸取具有相似發展軌跡的韓國和日本的經驗，繼續貫徹支持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和發展人力資本的結構改革，同時兼顧國有企業私有化和金融行業的市場化，中國將能夠從中等收入平穩過渡到高收入水平。

　　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表現非凡。盡管擁有和發達經濟體明顯不同的體制，但是毫無疑問中國正是依靠共產主義的制度在1980~2015年間獲得了人均GDP8.7%的增長率。關鍵在于中國憑借其“摸著石頭過河”的獨特策略不斷對促進改革和增長的政策進行嘗試、貫徹和調整。

　　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很多方面表現突出，但并不是獨一無二的。日本和韓國同樣通過快速的工業化和出口導向型政策以及投資在經濟下滑前實現轉型。如果中國打算應對當前經濟增長快速下滑的挑戰，它需要以這些國家的經驗為指導。

　　以上三個國家都遵循了類似的發展路徑，但發生于不同時期。基于人均GDP的比較，中國落后日本超過40年，落后韓國約20年。具體而言，20世紀6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年增長為8.6%，到20世紀70至80年代驟降至3%~4%。韓國的GDP增長由20世紀70至80年代的7%~8%下降到21世紀初的4%。中國GDP長達三十年的兩位數增長在2010年結束，現在的增長率低于7%。從各國的情況來看，增長率下降的現象均出現于人均收入達到約8000美元的時候。

　　這三個亞洲國家所經歷的增長軌跡可以解釋為“追趕”現象，即當相對貧困的國家解決了某些結構性和政策性影響因素時，它們的增長速度將比相對富裕的國家快。這種“追趕”過程中的經濟邏輯很簡單：在人均產出水平較低的國家，實際與潛在的資本投入和技術水平之間存在很大差距。

　　通過采用和模仿現有的技術和增加投資可以迅速消除這種差距，因為技術可以提高生產率而較高的投資回報率能帶來更快的資本積累。事實上，日本、韓國和中國都在追趕過程中保持了較高的投資水平。日本的投資在上世紀70年代達到了接近GDP40%的峰值，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達到了相似的水平，中國目前的投資支出超過GDP的45%。

　　隨著人均產量向潛在水平靠攏，一國“追趕效應”的力量逐漸消失，迫使受益人調整增長模式。隨著回報率降低減少投資是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個是提高技術創新以避免生產率增速的急劇放緩。除此之外，要從低附加值的農業和制造業產品轉移到更高附加值的國內服務業。

　　就像之前的日本和韓國一樣，中國正在尋求這種調整。但它面臨著嚴重的障礙，首先是機構和個人的能力有限，這將制約國內創新和有效的資源配置。另外，由于生育率低和快速的人口老齡化，中國還面臨著勞動力減少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數據，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增長率將從2000~2010年的1.5%急劇下降，并在2010~2020年達到-0.1%。

　　此外，隨著就業轉向服務業，整體生產率增速可能會下降，正如當初在日本和韓國發生的一樣。在中國，1981~2010年服務業工人的人均GDP增速僅為1.3%，而制造業為15.1%。

　　當然，中國不應該致力于恢復過去的GDP增長率。那只會浪費時間。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和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巴羅教授指出的那樣：“經濟增速放緩是中國不可避免的，就像日本和韓國一樣。我的研究表明中國的GDP增長率將在未來十年中下降至5%~6%，長期為3%~4%。”

　　介于中國在“追趕”時代的輝煌，中國應該通過穩定增長和降低波動性來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特別關注危機預防和管理。這正是日本和韓國走錯的地方。

　　20世紀80年代，日本允許資產泡沫增長。這可能刺激一時的經濟增長，但當泡沫破滅時，金融系統的巨額債務推動日本經濟進入一段至今沒有走出的通貨緊縮和增長停滯時期。同樣，韓國在1997年陷入金融危機，當驚慌失措的外國投資者逃離韓國，流動性被從監管不足的金融系統中抽走，沉重地打擊了過度加杠桿的企業部門。

　　目前，中國似乎是沿著一個類似的路徑。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資料，近幾年來中國企業債務迅速增加，從2008年占GDP的99%到2015年占166%，其中超過一半的債務來自于業績不佳的國有企業。這對企業或金融系統來說并不是個好兆頭。

　　但是改變航線還不算太晚。為了避免危機，中國的領導人必須立即采取行動來彌補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弱點，并改善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框架。為了保持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他們必須繼續貫徹支持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和發展人力資本的結構改革，同時兼顧國有企業私有化和金融行業的市場化。

　　正如它的鄰國，中國將不得不面對經濟增長放緩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后果，但它的未來絕不是預先設定好的。采取正確的方法，中國將能夠從中等收入平穩過渡到高收入水平，這不僅會改善中國13億公民的福祉，還會減少全球經濟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