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了“東亞病夫”的往事，體魄日漸強健的中國人心理卻正在嚴重畸形化。殺人者被診斷為有精神病史，上訪者可以被投入精神病院，社會失敗者大都抑郁不堪，上班族為未來擔驚受怕……我們大家，看來都病了。

殺人不為越貨，兇手將屠刀伸向孩子和自己的家人；無毒不成餐，毒奶粉、地溝油你方唱罷我登場；為了錢，曼妙女郎揚言非寶馬男不嫁；為了被拆遷的房子，親兄妹可以反目成仇爭奪財產大鬧公堂……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告別了“東亞病夫”的往事，體魄日漸強健的中國人心理卻正在嚴重畸形化。殺人者被診斷為有精神病史，上訪者可以被投入精神病院，社會失敗者大都抑郁不堪，上班族為未來擔驚受怕……

我們大家，看來都病了。

殺：揮向孩子的利刃

這是已被中外媒體廣泛報道的血腥畫面：

2010年3月23日早晨7點20分，福建南坪實驗小學門口。

還有十分鐘才開門，二三十個孩子和家長站著在等。三三兩兩的學生和家長往這邊走來。一切正常……突然，一個孩子倒下了，然后又一個，第三個……沒有聲音，但血從他們的胸口和脖子上噴出來。反應快的人開始跑，與此同時，更多的孩子倒在地上。

55秒鐘，人們還沒弄明白發生了什么，一切就已經結束。

兇手鄭民生，42歲，思維清晰，從醫近20年，有外科主治醫師資格，人稱“鄭一刀”。公安局經調查認定，“犯罪嫌疑人因感情挫折，悲觀厭世，遂故意行兇殺人”。

鄭民生去年被醫院辭退。他沒有錢，沒有房，沒有老婆，與母親和六哥一家三口擠在破舊的小單元房里。他活夠了，活膩了，盡管身體健康，有一門手藝，年紀也不大。就算真的無路可走，鄭民生也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獲得解脫。可他選擇了另一種方式。因為他心中不僅是絕望，還有恨。恨排擠他的領導，恨拋棄他的女友，恨周圍的閑言碎語，恨這個忽視他存在的世界。他要把這恨傳播出去，讓恨產生更多的恨。他就是一顆石頭，投到水里，多少也能咕咚響一聲，蕩出幾圈水波。

求生避死是人的本能，也是獸的本能。所以，決意拋開生命的鄭民生不是人，也不是獸，而是魔，是精準的殺人機器。他沉默，冷靜，手起刀落。一瞬間，束縛他的條條框框、生活里的大小牽絆，壓在身上的種種負擔和胸中多年來的積郁一掃而光。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自由，絕對的解放：在那55秒鐘，他就是上帝。

不管有多大罪孽，鄭民生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孩子火化了（而且是快速地火化：在26萬元之外，還有一筆浮動的補償金額，視家屬對亡童遺體的火化時間而定，越早火化補償越高），犯人槍決了(當地政府確定“快捕、快審、快處”的從速從重原則，一個多月就完成一審、二審和處決)，事情劃上句號。

但沒有人料到，一切才剛剛開始。

4月28日下午3點（鄭民生被處決的日子）。廣東省湛江市下轄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一男子混入校園，持刀砍傷15名學生和教師。行兇者陳康炳，33歲，曾經是雷城一小教師，事發前被學校要求停課病休，有精神病史。

4月29日上午9點40分。江蘇省泰興市泰興鎮中心幼兒園。一男子持刀砍傷32人，包括29名學生，兩名教師和一名保安。行兇者徐玉元，46歲，個體生意經營者。

4月30日上午7點40分。山東省濰坊市尚莊小學。一男子騎摩托車闖入學校，用鐵錘打傷5名學前班學生，把汽油澆在自己身上，抱住兩名學生點燃。兩名學生被老師搶出來，該男子當場燒死。行兇者王永來，37歲，村民。據稱曾與當地官員發生爭執，用終生積蓄給兒子蓋的房因為占用耕地必須拆除。

5月12日上午8時。陜西省漢中市南鄭縣一幼兒園。一男子持屠夫用的切肉刀砍死7名幼童、一名50歲的女教師以及女教師80歲的老母，砍傷11名幼童，然后回家自殺身亡。行兇者吳煥明，當地村民，據稱與幼兒園有房產糾紛。

如果加上4月12日廣西合浦的案子，不到50天，6起校園慘案，22條人命。16個孩子，每個都是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的心肝寶貝，是全家人的眼淚、歡笑和希望。大千世界擺在他們面前，等待他們去發現，去體驗，去創造。他們才剛剛開始……他們倒下的時候還背著書包。

這些案件似乎沒有聯系，但又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兇手單獨作案，針對兒童，用刀或錘一類最原始、最近距離、也最野蠻的工具。短時間內連續發生多起類似的校園襲擊案，有人指責媒體報道“啟發”了潛在的犯罪分子。其實媒體不過是一種技術，一個工具，像其他所有技術或工具一樣，是一把雙刃劍。不能因為刀也殺人，就連切菜都不讓用了。不能因為害怕潛在的犯罪分子模仿，就剝奪公眾的知情權。殺人的兇手和被殺的孩子都是所謂的“弱勢群體”——按照王小波的定義，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他們曾經沉默地活著，現在也要沉默地死去嗎？

法國哲學家波德里亞在《恐怖主義的精神》一文中指出，西方人天真地認為，科學技術等各個領域的“善”的發展相應導致“惡”的失敗。然而，善與惡同時出現，同步進展。前者的勝利并不能導致后者的消滅。這同樣適用于中國社會。30多年改革開放，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發展了，崛起了，但也困惑了，迷失了。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我們還能做什么？還該做什么？

校園砍殺事件奪去20條多生命、給這些家庭以致命打擊，在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其真實的、有形的危害非常有限，但無形的、象征性的影響卻難以估量。像自殺式恐怖襲擊者一樣，潛在的鄭民生們淹沒在人群中。可能是個失業者，也可能是個失戀者，不需要特別的基因，特別的刺激，一個普通人就會突然掏出刀子，大開殺戒。鋼叉和警棍擋得住屠刀，卻擋不住恐懼。校園和幼兒園保護好了，醫院呢？劇場呢？排隊的超市、滿座的飯館呢？

人們開始反思：心理保健體系的薄弱，法律制度的缺陷，民眾上訪渠道的不暢，社會轉型帶來的其他問題……這樣的討論讓那些孩子的鮮血、那些家庭的傷痛有了一些意義。但是，社會的反思必須由個人的反思開始。因為社會由個人構成，你和我。

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獨一無二的。無辜的孩子，有罪的兇手，在這一點上是平等的。仇恨止于墳墓。如果讓恨帶來更多恨，我們就成了兇手的同謀。

毒：充滿彈性的規則

有人戲言，現在的國產食品，除了河豚沒毒之外，其他都有毒。這句話還可以進一步解釋：河豚天然有毒，而且是劇毒，我們就不必畫蛇添足了，可以把有限的精力用在無限的發明創新工作中去。

于是，上千噸含有致癌物黃曲霉素、最多只能喂豬的陳化米被梳洗打扮，堂而皇之流向千家萬戶；致癌物溴酸鹽超標數倍的礦泉水被默默擺上大小超市的貨架；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裝進奶瓶，喂給中國的3000萬嬰幼兒；澄清凈化后的地溝油重新用來炸油條，涮火鍋……海鮮浸過甲醛看起來更鮮，面粉摻上石灰后顯得更白，工業染料蘇丹紅喂的鴨子可以產下“紅心蛋”，無根劑、漂白粉泡出的豆芽又白又胖……海南毒豇豆剛剛謝幕，山東又出了毒韭菜，湖北等地有多人輸血染上艾滋病，山西100多個孩子打過疫苗后非死即殘。

網上最近有一篇帖子廣為流傳，題目是《寶寶，媽媽不再帶你打疫苗》。疫苗不打可以，牛奶總要喝吧？牛奶不喝可以，飯總要吃吧？飯不吃可以，水總要喝吧？水不喝可以，空氣總要吸的吧？按照這位母親的邏輯，中國大概是容不下他們了。所以，有網友建議她趕緊教孩子英文。

不過，絕大多數人還是舍不得（或沒辦法）離開這片生養自己的土地。這部分人該何去何從？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研究員陳君石教授給出的建議是：食物多樣化，什么都吃。陳院士說，我們的食品基本是安全的，但有一部分有問題，如果什么都吃，風險就被化解掉了。他舉例說，如果你今天買韭菜農藥殘留超標，明天你買蘿卜還超標？運氣不至于這么壞。農業部官方網站稱，市面上約有5%的蔬菜農藥殘留超標，咱們給他加到10%可以了吧？你一星期吃一次韭菜，還有90%的機會買到合格菜。陳院士說，這種食物多樣化既有利于食品安全，促進營養均衡，還可以改善你的心理狀態。

陳院士這段言論充分表明：知識就是力量。特別是在精神方面。

中國有句話：水至清則無魚。中國還有句話：不干不凈，吃了沒病。二者的基本意思一樣，都是說不要太講究、太較真，要有豁達的心胸和包容的態度。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確也是舉世聞名的。任何規則到了我們這兒，都變得充滿彈性。我們是一個充滿彈性的民族，多少深重的災難和痛苦都壓不垮，打不倒。盡管出了毒大米、毒牛奶、毒面粉、毒蔬菜等等，我們的平均壽命還在穩步提高，而且涌現出姚明、劉翔等一個又一個體育巨星，我們在奧運會上奪得多少枚金牌，在冬奧會又實現多少突破……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心態也越來越好。三聚氰胺，蘇丹紅，溴酸鹽，地溝油一茬接一茬，你剛唱罷，我又登場。一次又一次地震驚，憤怒，譴責，疑惑后，我們也漸漸擺正了心態，越來越泰然處之。就像陳院士說的：第一，大部分產品還是合格的；第二，運氣不至于那么壞。當然，總會有人“趕上”，誰趕上誰倒霉，能有什么辦法。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是自己身邊那點事兒。網民比較愛折騰，但基本局限在網上。嘻笑怒罵之后該干嘛干嘛。就算齊心協力，進行成功的人肉搜索，下文如何也不在他們的管轄范圍。

所以，就算不相信生產者，不相信監管部門，我們還可以相信“心態”和“運氣”。當然，我們也可以像捷克作家哈維爾那樣，相信良知。在《政治、道德和教養》中，哈維爾說：我們的死亡并不意味著結束，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在別的某處被永遠地記錄下來，永遠地給予評價。說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責任感只能被解釋為一種沉默的假設，假設“上面”有人在看著我們，每一件事都不會遺漏，沒有東西會被遺忘……

假：“山寨”橫行的年代

魯迅70多年前就說，我們中國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這句話今天仍然適用。“奇想”體現出我們的幽默感。我們的洗衣粉有白貓，也有日貓；酸奶有蒙牛，也有豪牛；牛肉面有康師傅，也有廉師傅、唐師傅、庚師傅、康師博和康師妹；酒有茅臺，也有茅合；有五糧液，也有三糧液；洽洽瓜子，治治瓜子；脈動，脈劫，泳動，泳致；NOKLA手機，可日可樂，啃他雞KFG……

但有些奇想不屬于幽默類，而屬于滑稽類。比如打醬油，俯臥撐，躲貓貓，喝開水。

無論幽默、滑稽還是其他種種，這些奇想都說明中國人三頭六臂，靈活聰明，而且有強大的語言能力。我們外表平淡無奇，但胸中溝壑萬千。和外國人相比，我們顯得羞澀拘謹，其實不然，我們私底下是最不拘泥的，而且越來越放得開了。

高中文化的章寧泉租用司法部原辦公樓，成立所謂司法部下屬機構“中國天平調查員管理局”，在全國7個省設立分支機構，招收調查員，其所有工作人員均著警服，所有行動均為警車出入，4年狂騙1600萬元。但“章局長”也犯了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錯誤：因為高調下葬情婦的視頻引起網友懷疑，被揪了出來。

最近網上還出現江蘇贛榆縣海頭鎮黨委大院的幾張照片：辦公樓高大氣派，門口挖一條小河，河上建拱橋，大門兩側各立一根華表，整個布局仿佛天安門。此外，黨委辦公樓兩側各有一只三米多高的石獅子，大院的幾個角落擺放幾只大石龜。據舉報，整個工程花費2000萬元，而海頭鎮一年的財政收入只有5000多萬元。舉報者稱，這個大手筆出自海頭鎮原黨委書記張宜春，擺放華表、石獅和石龜，是因為他篤信風水，認為這樣可以給自己帶來好運。

除了山寨局長和山寨天安門，還有山寨警校（北方司法學院）、山寨派出所（主犯自稱中央某領導的親戚，被抓后仍然牛氣沖天）、山寨大夫（醫學院學生在大大名鼎鼎的公立醫院無照行醫）和山寨新聞（紙餡肉包子）。羅伯特·路威在《文明與野蠻》中寫道，某些事情，因為我們做了某一群體的分子，我們便非做不可，這就是文化。這樣看來，山寨的確是一種文化，它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晨起床，換上世界/國內“名牌”，喝杯“純鮮牛奶”，出門。打“的士”去車站，經過數根電線桿，上面貼著“辦證，電話***”。下車，給司機一張，司機翻過來倒過去地看，找你幾張，你也仔細地檢查過。到單位，手機響了，是短信：你好，本公司有票據，如運輸餐飲廣告設計工程等，電話***，李經理。刪了。翻翻報紙，本地新聞：八達嶺一日游欺客，假玉鐲賣680000。打開郵件：您的郵箱已被系統隨機抽取為虎年歡樂送活動二等獎，您將獲得7.8萬元人民幣和聯想公司贊助的**電腦一部。全國免費聯系電話4006－888－****。默默地退出。下班回家，看盜版碟，關燈睡覺。

可以山寨的何止商品、票據、證件和人民幣。董芳宵年齡門只是冰山一角，假球黑哨也不限于職業聯賽。新華社記者對中國青少年足球的調查顯示，假冒年齡早就是公開的秘密。“收買教練，收買裁判，收買測骨齡的……不管15歲以下還是17歲以下，不管分區賽還是全國決賽，想讓你得第幾名你就是第幾名，想讓誰得冠軍誰就是冠軍，”重慶力帆足球俱樂部的負責人陳宏說。

比山寨競技體育更厲害的是山寨GDP。國家統計局政策法規司司長程子林接受新華網訪談時指出，統計造假屢禁不止。有的領導干部為追求政績，授意統計機構、統計人員或統計調查對象篡改統計資料；有的統計對象為騙取榮譽或利益編造數據，或迫于地方領導壓力參與作假；有些統計人員缺乏職業道德，明知數據有水分也不核實。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11.9%，成績喜人。但是，地方GDP數據之和再次高于全國數據——“再次高于”其實是“屢次高于”：去年上半年，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國數據約1.4萬億元；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說，2009年全年，地方GDP之和比全國數據“高得多”。

更牛的是山寨歷史。電視劇《三國》，劉備說：“袁紹是個扶不起的阿斗。”曹操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呂布說：“我家貂蟬是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首！”

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中說，面對人生或社會的問題，中國人先是“不敢”看，然后是“不能”看，最后就“視而不見”了。就這樣，“一天一天地滿足著，即一天一天地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五花八門的奇想、形形色色的山寨之所以大行其道，就托了中國人這種“怯懦”和“巧滑”的福。但我們的孩子還小，還沒學會這些招術，他們怎么辦？重慶力帆足球俱樂部的陳宏說：“全國青少年比賽，打架的特別多，為什么？因為太黑了，球員受不了。”

救救孩子……

亂：娛樂至上的癲狂

亂有時候是好事兒。小到個人，大到社會，都是如此。英語里有control freak的說法，這種人事事都得有條不紊，一根弦兒總繃著，有點強迫癥。有的社會現在也還是整齊劃一的（就像我們過去），舒服不舒服，當事人自己知道。感覺舒服的人可能有兩種情況：表面整齊，私下里亂；表面整齊私下也整齊的大概是從來就沒嘗過“亂”的味兒。

據研究，亂是人的天性。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在20世紀60年代做過一個測試。把一輛舊汽車摘掉牌照啟動引擎丟在紐約校區對面的路邊。在“23起破壞性接觸事件”后，這輛車不到3天就變成一堆廢鐵。他又換了一個更高尚的大學城地區做試驗。起初沒動靜，有人還在下雨時走過來把引擎熄了。為推動破壞進程，他帶領兩名學生跳上車掄起大錘猛砸。沒多久，一幫大學生就參與進來。他們跳上車頂，卸下車門，打碎所有玻璃，最后把車翻了個底朝天。深夜，又有3個少年過來，用棍棒把已經不成樣子的車體打得更加粉碎。這跟當時美國的社會風氣有沒有關系不得而知，但津巴多教授得出結論：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汪達爾人（日耳曼民族，公元4-5世紀攻占羅馬，后來成為肆意破壞的同義語）。

但凡事皆有度，太亂也不行，可能出危險。所以我們都教育小孩子要懂禮貌，有條理，守規矩。古往今來大概也沒有幾個父母教孩子：去偷，去搶，去殺人，去放火！但現在的問題是，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之后怎么辦？知道不要干這些事以后可能還是不知道該怎樣活著，為什么活著。這里頭的問題太多，拎出一個最形象的：你愿意坐在寶馬里哭，還是愿意坐在自行車上笑？當然，坐在寶馬里笑最好，但月滿則虧，水滿則溢，人生不如意之十八九，蘿卜白菜保平安，太完美是不吉祥的。（另外，寶馬只是個比喻，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里改成勞斯萊斯或賓利可能更恰當。想當年，自行車就是今天的寶馬。）

江蘇衛視《非誠勿擾》節目的著名相親者之一馬諾選擇坐著寶馬哭，并進一步補充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言外之意是，曾經提供過寶馬的如果不能繼續提供，那就Sorry白白。另一位女相親者擺明了就是要找富二代，她自覺鼻子很敏感，但只針對一種味道：錢。很多人看節目都是沖著這樣的女嘉賓去的。她們的發言都很犀利，有一種赤裸裸的感覺。好像在跳一場道德的脫衣舞。這完全符合節目的精神：娛樂大眾。這是時代的一大進步，感謝所有為娛樂事業做出貢獻的人士和機構，感謝《非誠勿擾》，感謝芙蓉姐姐，感謝獸獸女士，感謝鳳姐，感謝犀利哥，感謝CCTV。

但是，最值得感謝的是我們自己。因為以上人士和機構都是我們捧紅的。拿犀利哥來說，一個飽受欺凌，表情漠然的流浪漢，被我們點石成金，加入日韓元素，挖掘出混搭風，從純美學的角度加以欣賞和把玩，一躍成為網絡世界的紅人，時尚舞臺的新星。可惜，找到親人、梳洗整理一番之后，犀利哥的傳奇也劃上了句號。不過，沒有關系，娛樂市場上的商品極大地豐富著，有各種檔次和品種供人選擇。況且我們還在不斷地造出新的，因為我們已經掌握了制造這類商品的技術訣竅：多用下半身，少用上半身——更確切地說，就是盡量用腰以下的部位，可以用用眼睛什么的，但別管腦殼里的那堆東西，尤其別用胸膛里跳動的器官。于是，萬事萬物就皆可娛樂了。

娛樂原本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玩耍是人的天性，生活和社會的種種壓力也能通過娛樂釋放。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歷史上、世界上有些政權或文化對人民的娛樂生活橫加干涉，這不許，那不許，制造出種種壓抑和變態。所以，我們今天的娛樂來之不易，是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換來的，生活在這樣一個自由娛樂的時代和國度是一種幸運。可是，對娛樂的無盡欲望卻不是個好東西，因為聽任這種欲望的泛濫會導致抽瘋。王小波舉過一個例子：幾位缺德的科學家在海豚腦子里裝了刺激快樂中樞的電極，又給海豚一個鍵，讓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結果它廢寢忘食，狂敲不止。用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的話來說，這就叫“娛樂至死”。

所以，還是那句話，凡事皆有度。再好的東西，一過了頭就會變味兒。何況娛樂不等于幸福，也不等于尊嚴。造物主給人身上安的每個零件都是有用的，而且用進廢退。

病根就在“潛規則”

潛規則維持的“正常”表面強大，實際異常脆弱，仿佛海嘯來臨前的度假勝地，地震發生前的寧靜夜晚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趙菲菲發自北京

精神病：人的大腦功能紊亂而突出表現為精神失常的病。癥狀多為感覺、知覺、記憶、思維、感情、行為等發生異常狀態。俗稱神經病。現代漢語詞典給出的這個定義，核心是“失常”二字。也就是說，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間有一條界線，一邊有病，另一邊沒病。孫悟空的金篩棒劃出一個閃亮的圓圈兒：在里面是安全的，出了圈兒可是妖怪的天下。但怎么知道自己在圈兒里呢？辦法很簡單，你出去試試。

但那個圈兒不是長在地上的，而是劃出來的，所以隨時都能重新劃。比如在我們中國，同性戀曾被列入精神病，但現在不是了。天氣熱，北京街頭的女孩爭奇斗艷，在德黑蘭你就沒這個眼福，誰要是敢露大腿，立刻就會被警察叔叔帶走。有病沒病隨時間、空間的變化而變化。過去是病，現在可能不是病；今天有病，明天可能沒病。在某個地方說你有病，換個地方你就不叫有病。在某個地方正常，換個地方也可能就不正常。

陀斯妥耶夫斯基說：正派人心中的秘密最多。每個人身上都有天使和魔鬼，有杰基爾和海德，有美好的思想和黑暗的念頭。后者被壓抑得越深，危險性就越大。所以，沒有絕對的正常和絕對的有病。每個人都正常，也都有病，關鍵在于從哪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正常人都有患病的潛質。事實上，鼓吹自己最正常、堅信自己最正常的人可能病得最重。因此應該以歷史的、客觀的、發展的眼光看待有沒有病這個問題。不過，在一定時間內、一定地域內，病與正常的界限還是存在的，否則就亂了套。太亂對誰都沒好處。

有沒有病，關鍵在于界限，也就是規矩。中國人現在的病不在于沒有規矩，而在于不守規矩，不怕規矩。更確切地說，我們怕的是不該怕的，應該怕的我們反而不怕。比如我們當前最怕的事情之一：小孩上學。小孩子，學校，這本來是離社會上亂七八糟的東西最遠的，最單純寧靜的，現在卻落入血腥暴力的漩渦。又比如，吃東西。除了個別重點保護對象以外，普通人是萬萬想不到會被下毒的。但我們現在也不那么踏實了。還比如，路上明明有紅綠燈，可大家就是不怕死，綠燈走，紅燈也走。再比如，公職人員由納稅人給發工資，本來應該尊敬納稅人；可現在納稅人反而給他們下跪。

人總要怕點什么，怕與不怕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正因為我們不怕某些東西，所以我們才怕另一些東西。說白了，就是我們不怕規則，所以怕“潛規則”。潛規則已經彌漫到社會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這些潛規則看起來紛繁復雜，但實際再簡單不過：權勢為王，金錢至上。

這樣的“潛規則”甚至還不如“叢林法則”。叢林法則就是弱肉強食，獅子吃豹子，豹子吃羚羊，循環反復，比較穩定，絕對不會出現羚羊吃豹子甚至吃獅子的情況。但“潛規則”卻蘊含著某種顛覆性，羚羊逼急了也會咬獅子幾口，甚至蜂擁而上，把獅子吃了，導致天下大亂。在獅子看來，這樣的羚羊顯然患了“精神病”，早就該通通關進精神病院。

任何社會都需要規則。潛規則的可怕之處在于，它從表面看是規則，實際卻是一種顛覆。這種內在的不合理性決定它不可能長久，無論眼下多么盛行。實施潛規則的和“被潛規則”的都是這種不合理性的犧牲品。就像魯迅說的，凡是人主，也容易變成奴隸，因為他既然承認可以做主人，當然也承認可以做奴隸。所以一旦沒了威力，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前了。

從另一個角度看，人的外貌、性格、職業、地位千差萬別，但本質上是一樣的。砍孩子的自己也曾經是天真的孩子，造假藥的自己也免不了生病，山寨局長也有兒女情長，不能一條線就把他們統統劃在對面。監獄和精神病院是必要的，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對付一種強大的病毒，消滅感染者的肉體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找到疫苗才是正道。

我們病態的根子就在潛規則上。潛規則維持的“正常”表面強大，實際異常脆弱，仿佛海嘯來臨前的度假勝地，地震發生前的寧靜夜晚。

微博說：給殘酷社會的12條短信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在某些地方，很實際很簡單的愿望，在別的地方，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你看一群人怎么描述夢想的內容，就知道他們在過什么樣的生活。我一度不喜歡過度地標榜夢想在人生中有多重要，后來經歷了，也明白了，很多簡單的愿望，就是這么遙遠，遠得像夢。——蔡康永

各種社會矛盾的積累才是主因，應該反思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掩蓋不了各種相應的矛盾，所有人都應該想想，我們跑得太快，已遺失了靈魂。——魯健

大家一起呼吁吧，亂世需用重典，對于一切殺孩子的人，立即千刀萬剮。——趙麗華

發展的代價，中國和中國人，已經，漸漸付不起了……——新周刊

保衛孩子，就是保衛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未來。——董崇飛

假如一個國家的商學院要告訴學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學生不準強奸，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可怕的狀況嗎？但是非常不幸，我們的確正在面對道德最底線失守的危機。……它揭示的真相是：原來我們連站都還站不穩，居然就想飛了。——梁文道

悲愴無語。——楊錦麟

孩子的命比金融危機、房價和通脹重要一萬倍。不，根本就不能比。——潘石屹

民怨來自何處？我的直感是社會正義的缺失。正義缺失是什么意思？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現在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茅于軾

孟建柱說，“要堅持嚴打嚴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對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對孩子下手。”我很感動。但我覺得關鍵還是防，因為那些殺童的王八蛋根本也不想活了，所以他們沒啥敢不敢的問題。——程鶴麟

在我們這個信仰匱乏的國度里，家庭一直扮演著宗教的角色，而愛情幾乎是個體生命唯一的心靈慰藉，家庭倫理的失范和愛情信仰的消解，必然導致這一代人的肆無忌憚和無所敬畏。無所敬畏的同時，伴生著無所皈依，無所依戀，已經無所依戀的人，往往容易成為社會的破壞力量戕害他人，抑或自憎、自殘。——情天大圣

中國人現在的確應該是互相都給對方留些余地的時候了，要不然，真的很麻煩了。——邱華棟 （摘自作者微博、博客和文章，特此致謝）

我們最缺的是信仰

【主持人】鄧媛，本報記者

【嘉賓】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杜平，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

我們修了很多高樓大廈、高速鐵路，但我們沒有建好一個心靈的通道

當“壞消息”活躍的時候，我們可以感嘆社會信息傳播的透明，卻又不免因此而惶惑：這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

沒有敬畏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做事會沒有最后的底線

《國際先驅導報》：一個多月內，中國發生了多起殺童案。很多人在問，是不是說明中國病了？

于建嶸：不能完全說現在是“病態”社會，我形容當下中國的情形為“潰散”。主要指人心，人們沒有敬畏之心，只有恐懼。沒有敬畏的后果是，老百姓做事會沒有最后的底線。那么為什么沒有敬畏之心呢？因為一個人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他在打拼的過程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不會得到回報的。他在許多條件都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只剩下了恐懼，做事更加不計后果。

杜平：我們必須搞清楚為什么中國以前沒有這么多惡性兇殺案，但現在兇殺案頻發？這說明中國社會目前處于某種混亂的狀態。過去30年，中國發展的主要是經濟，是物質上的建設。以前我們講理想，但現在講的最多的是金錢、房子、股票。從政府到個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質、金錢方面，對其他東西反而都忽略了。

從國家到社會、個人，我們搭建了一個空架子，但卻缺乏靈魂。沒有靈魂，就沒有定力。可能單從物質上衡量，國家建設是成功的，但這種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XQ：也就是說人們沒有目標了，沒有信仰了，繼而迷失了。

于建嶸：“沒有目標”發展到極端，底層民眾會產生絕望的心態，這種絕望到最后就體現為報復社會。它就像病毒一樣，而我們對待這個病毒缺乏一個抗體。從鄭民生開始，這種行為出現后，我們沒能根治它，讓它具有傳染性。

可以看到，中國社會歷朝歷代有那么多殺人案件，但真正以兒童為目標的、集中爆發的案件非常少。所以絕望的心態容易導致窮兇極惡。在社會進程中，有這么一批人對生活的意義、對將來有沒有出頭之日產生了絕望。從殺童案看，這批人以30多歲的中年男子居多。

杜平：過去30年，我們強調精神文明的建設太少了，或者多于口頭強調，但不知道怎么做。現在我們也想解決這個問題，但不知從哪里做起。從政府教育部門到個體家庭，都面臨這個問題。也許家長想培養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過社會的力量。你講道德，但在大家都不講道德的環境中，你就會吃虧或者沒有競爭力。

XQ：現在好像確實是一個道德觀正發生急劇轉變的時代。在相親電視中，人們把“拜金”掛在口上；為了出名、走紅，似乎拍艷照是一個能迅速達到目的的手段，而當事人也不以為恥。

于建嶸：但我覺得，拜金、功利并不一定是壞事。發達國家的民眾也會拜金，也會功利。問題在于，有沒有最后的社會規則的底線。我個人認為，現在中國出現的“反社會人格”，與拜金主義有關，也和貧富差距有關，但拜金、窮困不一定導致反社會。

“反社會人格”背后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崩潰。我們修了很多高樓大廈、高速鐵路，但我們沒有建好一個心靈的通道。

治理一個社會的成功之處不在于它的經濟如何發達

XQ：這樣的現象在其他國家的發展階段也出現過嗎？還是中國所獨有的發展階段？

杜平：美國剛開始工業化，經濟開始高速發展時，也有很多社會不公的現象發生，比如大股東欺負股民、大公司欺壓百姓等。但當時有正義感的人在社會掀起了一個進步運動，他們表示“什么都需要進步”，用這樣的口號來疏導矛盾，使大家對不公正有了抵御的向心力。此外，媒體當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披露信息，讓社會知道丑惡的事件。

聯系到中國，我想，就拿殺害兒童的案例來說，如果當地媒體能及時為受害的弱勢群體提供發出訴求、尋求援助的渠道，那么，用類似極端手段來對另一個無辜的弱勢群體進行報復的事情，就會得以避免。

XQ：我們現在還可以去做什么才能重建公平與正義？

于建嶸：這關系到如何讓每個人的努力都得到回報。我們說不確定性帶來社會問題，但絕望的人有一點是確定的，這就是再如何奮斗也沒有辦法得到回報，所以治愈“潰散”一定要實現社會公平。

但中國社會現已產生了一個“排斥性結構”，越來越封閉，社會人員的流動性很差。比如，上世紀80年代，賣茶葉蛋可能成為萬元戶，但現在不行，因為現在會有人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迅速獲得大量財富，或者功名。社會底層的民眾便越來越感到受到排斥。

杜平：想報復社會的人會找到各種方法報復社會的。我們必須讓處在萌芽狀態的這些人看到希望、看到生路，那么他們就不會去模仿極端的殺人行為。我在新加坡生活了很長時間，我發現他們的基層組織在化解基層矛盾方面做得非常好，能夠時時協調受害人和施害人的利益訴求，起到融化矛盾的作用。

治理一個社會的成功之處不在于它的經濟如何發達，而在于能讓社會比較平穩、比較溫和地發展，讓社會心態正常地發展。我們過去一直都是上對下的施壓狀態，缺乏調解的手段。所以要激發正義，政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對過去不公正的制度的修復上。事實上，我們一直有社會文明建設機制，但遺憾的是這種機制長期不知道如何發揮作用。我覺得政府必須對此投入資源，讓弱勢群體有投訴的機制，有能幫助和值得他們依賴的渠道，從而解決矛盾。

XQ：建設精神文明就是從這些小事做起？

杜平：“精神文明”四個字太空了。我們要去灌輸那些空洞的詞匯是不會有成效的。我們只有使每個民眾，特別是那些受欺壓的民眾得到尊重的時候，文明才能夠被體現出來。如果大家都覺得，文明提出訴求的方式、文明得到解決的方式能夠實現，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文明。

如果做壞事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人們還會去做壞事嗎

XQ：那我們還需要信仰的復興嗎？有人提出用儒家思想來重建人們的道德觀。

杜平：我們需要信仰，但信仰不只是宗教。比如，信仰正義，至少信仰“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這種信仰，也是宗教里包含的道德觀。但另一方面，我們社會目前還缺乏對做好事的鼓勵機制，對做好事的人缺乏尊重的培養。如果做壞事就會受到懲罰，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我們還會去做壞事嗎？

我想，只要是對中國社會進步，只要對人們心理能起到健康引導的任何一個學說，我們都應該利用它。不僅是儒家思想，還有佛教里的一些進步思想，也是值得提倡的。不過我覺得學說的影響不一定對所有人都適用，還是更需要從淺顯易懂的、老百姓身邊的事情入手，會更有成效。

于建嶸：我也贊成從實實在在的事務入手。我們先不要講道德的制高點，先把法律、規則學好。首先要執政者學規矩，不要使老百姓對今后的某些制度產生恐懼和絕望。

在我看來，法律就是我們最高的信仰，法律也是解決公平正義的最關鍵一環。我們現在有好的憲法，但沒有很好地執行。相對于儒家思想而言，其實在中國，法家的思想應該更值得提倡。學法，現在應該是中國從上到下首要的一步。

他山之石：美國社會曾經的陣痛和轉型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如果翻開美國社會的發展史，“1890年”便是一個標志性的分水嶺。用美國歷史學家亨利·S·康馬杰的話說，“分水嶺這一邊，是一個農業的美國”，“分水嶺那一邊，則是一個城市化的現代美國”。

這一巨大的轉型背后是工業革命的迅速推進，美國經濟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向前躍進。不過，社會制度的變革顯然未能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政治的腐敗、資本的貪婪、無序的競爭，以及一般公眾責任心的泯滅，美國社會一度在混亂和無序中難以自拔。

經濟的繁榮首先造就了一批大公司和大企業家的崛起。1904年，300多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國制造業資本的2/5，并和銀行、證券、保險業結成一張利益相關的網，任意操縱壟斷價格，坑害消費者，剝削工人，腐蝕拉攏政客。

而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受資本壓迫的民眾生活慘淡。1900年，美國產業工人有70%每天勞動超過10小時，且每周勞動7天。從1880年到1910年,非熟練工人每周所得一般都不到10美元，熟練工人也很少有超過20美元的，而女工每周的最高收入只有非熟練工人的一半。到19世紀末，美國9%的家庭卻占有了全國71%的財富，貧富差距之大、社會財富分配之不均令各種罷工浪潮和抗議運動風起云涌。

面對強烈反差，曾支撐美國民眾的加爾文教義和啟蒙思想提出的社會道德價值觀信仰越來越無法解釋社會的不和諧和不平等，特別是年輕一代人依然脆弱不穩的道德價值體系在物欲橫流的大潮中怦然坍塌。“對許多人來說，正派似乎離開了公共生活。”歷史學家莫里森曾哀嘆著說。

在危局的顛簸下，美國各種社會力量開始了一波接一波的構建新美國運動。農場主掀起了針對大銀行、大公司等壟斷企業及支持和包庇它們的聯邦政府的平民黨抗議運動；新聞界發動了以揭露社會黑幕和批判“只要我能發財，讓公眾利益見鬼去吧”的“扒糞運動”；最后，美國掀起了幾乎將所有社會階層都卷入其中并波及整個思想和社會領域的進步主義運動。

從20世紀初開始，在進步主義運動、羅斯福新政和約翰遜偉大社會計劃的推動下，推進政治改革，治理社會弊病，重建社會和諧，成為美國政治的一項重要歷史使命。這次改革歷時半個多世紀，到上世紀80年代，美國最終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市場競爭秩序和法治體系。（亞君）